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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兵團生涯(下)

2019-06-18 09:55:50  來源:中國臺州網-臺州日報   作者:張秀平

參加大學招生文化考試

我從此告別了連隊,先是在后勤處當縫紉員,后來又回到司令部代理了出納員,最后是計劃股的統計員。統計員最主要的工作是報表,月報、半年報、年報是最繁重的工作。而且時間緊、任務重。我剛剛接手時,有點手忙腳亂,填起表來經常出錯,而一個數字有錯,整張表格都得重新填。特別是關于各個連隊大小牲畜統計,有期初存欄數、期中存欄數、期末存欄數的變化,每個時間段都有小計和合計,最后要有總計。每欄數字橫豎相加都要準確。計劃股里還有一個現役軍人參謀叫張晉忠,他是山西離石人,也是來自北京軍區某部,打得一手好算盤,凡是涉及上述的報表,需要小計、合計、總計的,都是我們將連隊及各個單位的報表匯總后由他來總計,從未出過差錯。經過幾次報表以后,我們也能達到他的水平了。

1969年,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發出了“大學還是要辦的”指示,中斷了近3年之久的大學又開始少量地招生了。對怎么辦大學、怎么選拔學生,毛澤東主席都作了具體的指示:“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在理論上,兵團戰士都符合毛澤東主席提出的這些招生的條件。從1971年開始,兵團也就將推薦戰士上工廠、上大學作為了一項日常的工作,團政治處的組織股還成立了招生辦公室,由一個叫王尚才的干事專門負責這項工作。王干事原來是團部機關大灶的管理員,我們彼此熟悉,他是個復員老兵,來自伊盟。他為人正直,說話辦事干脆利索,和我們股長劉志昕彼此也是“惺惺相惜”。

全團有12個連隊,加上機運連、團衛生所、工副業連、招待所、小學校、機關大灶及司政后機關的各個股室共有20多個連級單位,總人數大概是2500人,每年上大學的名額開始時不多,如1970年、1971年、1972年,全團每年也就十多名,平均每個連分不到一個名額。1973年后發生了變化,名額增加到每年50名左右,而且可以自己報名、群眾推薦、文化考試、學校錄取。聽到這樣的消息,我也在六團的司令部機關報了名,準備參加文化考試。齊艷麗覺得自己文化考試沒有基礎,沒有報名,但她很會說話,對我們股長說,先保證讓我上,她年紀比我小,還有機會。經過簡單的文化考試,我的總分是全機關第二。第一名是叫王如燁的北京兵,他是北京某中學的1967屆高中生,是政治處的一名報道員。

兩次落選

接下來的事情就有點不妙了。王如燁很順利地上了長沙工學院,機運股的胡愛蓮也上了陜西咸陽的輕工業學院,我卻因為家里的政審材料即所謂的“函調”沒有寄回而落選了。那個時代的政審比什么都重要,沒有政審的“函調”,就沒有政治生命,入團、入黨、上大學、當工人等等都會成為泡影。我十分懊惱,與家里幾次通訊聯絡后,終于要來了合格的政審材料,并馬上申請入團。但不幸的是1973年的招生已經結束了。招生結束以后,包頭的二機廠又來我們師招收老師,出于安慰,司令部機關的一位姓倪的協理員問我愿不愿意到包頭當老師,我想了想,謝絕了。經歷了這次挫折以后,我憋足了勁準備明年再考。因為1973年的文化考試成績名列前茅,也從此奠定了我以后上大學的基礎。有一批干部戰士都覺得我應該上大學,群眾的呼聲有時也有點作用呢。

1974年的大學招生又開始了。起初一切順利,本以為還是按去年的程序一步一步走。不料“張鐵生的白卷事件”以后,情況又變了。文化考核讓位給了“群眾推薦”。要按群眾推薦的票數來決定。而該年投票之時,團部機關的一位姓祁的協理員是機關的黨支部書記,他告訴我,黨支部正在考慮我的入黨申請,鼓勵我要努力工作。他要下一連蹲點,讓我一起去鍛煉,接受考驗,以便回到機關后討論我的入黨申請。盛情難卻,我就跟他下一連了。一去3個月,等我返回機關時,群眾投票結束了,我比生產股的統計員陳偉——她也很有才氣,是從三連調來的一個排長——少了2票而不得推薦。這一年年底,被苦悶、彷徨彌漫的我,一氣之下申請回家探親。

終于上了大學

在緊張的興奮等待之后,終于盼來了1975年的招生。這一年的兵團形勢又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大約在年初的時候,中央就決定要解散“內蒙兵團”,現役軍人全部返回原部隊,知識青年和原地方干部則重歸地方農場。這無疑是一顆重磅炸彈,將我們在“內蒙兵團”的夢想打得粉碎。剛來到兵團時,無論是宣傳動員還是來到兵團以后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是將“屯墾戍邊,寓兵于農,穩定邊疆,保衛邊疆”作為我們的座右銘,不到5年,我們又將全部成為農場的一名農工,這是怎么也想不到的變化。戰士們內心的苦悶是無法表達的。今后怎么辦?前途在哪里?我們都在思考未來。招工、參軍、上大學、當工人都是我們的首選之路。但名額畢竟有限,因此招生的名額還沒有下來時,團部機關的各個部門就開始了競爭。

我們計劃股的劉志昕股長為了我們股的兩個統計員(我和齊艷麗)都能順利地被推薦并能上大學,費盡了心血。首先是替我們分析了司政后機關的每個符合上大學的戰士的政治面貌、家庭出身、本人的文化水平和在機關的表現,他認為在正常情況之下,我們股兩個統計員,今年走一個的可能性是有的,要兩個都能上大學,難度很大。全團總的名額有限,今年的情況十分特殊,兵團又要解散了,大家都將今年的推薦視作最后一次了,競爭勢必激烈。其次,他向司令部機關的葛連貴參謀長做了匯報,請他考慮我去年因為下連隊影響了推薦,希望給予公平的待遇。因為劉股長的力爭和事先準備工作的充分,也因為我們的突出表現,最后,我們兩個統計員都獲得了推薦。又經過政治處招生辦公室主任王干事的協調,我最后被蘭州大學歷史系錄取,齊艷麗則上了天津大學。

走出沙漠

三年的夢想一旦成真,喜悅的心情真是難以言表。怎么感謝、怎么告別幫助我圓了上大學夢想的司令部機關的各位首長和我們的劉志昕股長及共過6年艱苦歲月的戰友呢?那個年代,物資十分的匱乏,我的手中最多也就幾十元錢,團部當年只有一個軍人服務社,也沒有一家飯店,怎么辦呢?這個時候,正值內蒙河套蜜瓜成熟,為了表達心意,我決定去買一些河套蜜瓜作為答謝,但我們團并不出產河套蜜瓜,要去五團的一些老連隊購買。

我和團部招待所的鄭曉紅一起趕著一輛從六團一連借來的毛驢車就上路了。我們先到了五團七連,老同學陳海凌讓我們到五團九連去,今年九連的瓜種得多、質量好。到九連后,碰到了在九連擔任政治指導員的謝玉仙。她也是來自臨海的子弟兵,是為數不多的幾個在兵團提干、擔任連以上干部的知青戰士之一,她馬上為我們選好幾麻袋的河套蜜瓜及新鮮的蔬菜,招待我們吃了中午飯。她告訴我們,從五團九連到六團團部雖然只有20里路左右,如果從原路返回七連再回到團部是25里左右;從九連直接向南順著公路到團部是15里左右,但中間有一段小路。不愿走回頭路是我的一貫做派,我們選擇了近道。不料毛驢車剛剛走了三四里路的時候,就碰到了略有坡度的沙包,毛驢車的車輪陷進去,無論我們怎么推也紋絲不動。實在沒有辦法,我們只好卸車,將驢車趕過沙包后再將幾麻袋瓜果抬過來裝上;不料過不了一會又有沙包,我們只得再次卸車、裝車。這樣折騰了一個下午之后,具有靈性的毛驢也摸清了我們的規律,后來它就干脆不走了,任憑我們怎么“得去、得去”地吆喝,驅趕,就是死活不走,趕得急了,它的眼中還流出了眼淚……我們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我對趕車沒有經驗,面對這樣的情景,惻隱之心油然而生。這時天已經慢慢黑了,夏日的內蒙西部地區,天黑了就快近午夜了。不遠處的九連的燈光在閃爍,我只得決定先卸下瓜果,請鄭曉紅趕著空車回到九連打電話回六團團部,請劉股長和機運連的連長商量派車幫助。我則獨自在原地等候。夏末的沙漠夜晚,沒有蛙鳴鳥叫,但有成群的“小咬”圍著我。我扯了些蒿草揮著,一面驅趕“小咬”,一面提防著狼群的襲擊。獨自在荒野中的這個夜晚,雖然刻骨銘心令人難忘,但說實在的,我當時并不覺得害怕,想到不久以后我就能遠赴蘭州大學求學,而且將學習我喜歡的歷史學,勇氣倍增,頓時興奮多于恐懼。有人說,克服了自己內心的恐懼以后,便會變得勇敢。我認為,只要希望和夢想存在,人也可以無所畏懼。但事后想想,要是碰到了不測的事怎么辦?要是狼群真的來了怎么辦?大約凌晨一點多鐘的時候,我終于盼來了劉股長和機運連連長來接我的小車。再次裝車回到六團團部已經天亮了。鄭曉紅則夜宿五團九連,第二天中午才趕著空車獨自返回。

經這么一折騰,我們買的一車瓜果,都作為答謝分送掉了,我和鄭曉紅兩人雖然一口瓜都沒有嘗到,但心里還是甜蜜無比,畢竟我們用最通俗、最原始、最簡單的方式表達了我們的心意。

我永遠都銘記當時六團團部機關幫助過我的人和經歷的事。除了以上提到的劉志昕股長、葛連貴參謀長、王榮副參謀長、王尚才干事、祁協理員外,還有勞資股股長劉芳參謀、莊大聰參謀、機運股的股長孫參謀、財務股的股長史參謀……

六年的兵團生活,是我踏上社會的第一站。重復、枯燥的簡單勞動,使我懂得不管做什么,都要盡自己最大努力去做好、更要創造性地去做好。在艱難中改變,在改變中尋找希望,在希望中實現夢想。

走出沙漠, 新的、陌生的大學生活正在前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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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泮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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